在北京飘着的TS群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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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北京飘着的TS群体

TS群体

“跨性别群体”,用于描述那些自身性别认同与出生时生理性别不一致的人。

缘于经济、家庭等方面的羁绊,像孙静雅这样立志变性并最终成功的,也只是这类人中的少数。

“我为什么不是女孩?”20岁的娆娆,多年里无数次质问自己这个问题。

自上学起,娆娆就被同学称作“娘娘腔”。她无心学习,父母对她生活方式也很不理解,娆娆选择了辍学离家。那年她15岁,揣着300元从安徽来到北京。

差不多在那个时候,娆娆才知道自己不是“妖怪”,还有许多和她相似的“跨性别群体”。

“刚来北京时,我通过交友网站认识了一个男生,他问我是不是TS(即英文跨性别TransSexual 的缩写),我说是,他说我好漂亮想和我睡觉,我答应了。那次之后,他给了我500块。”娆娆说,那是她挣的第一笔钱,她用那笔钱烫了头发,买了裙子。

“后来我发现我可以挣到更多的钱,我可以攒钱整容,隆胸,甚至去做性别重建手术。”娆娆说自己最自豪的事情,就是来北京后没花过家里的一分钱。

娆娆也曾考虑换个职业。“但没有用,你身份证上是男人,而你自己是女人,没有单位愿意要这种人。”

娆娆正在攒钱做性别重建手术,但她担心,手术做完之后自己能否把身份证改成女性。“你要改身份证,必须去做体检,但很多医院拒绝做这个体检;就算拿到了体检报告,你必须回户籍所在地改身份证,很多小地方的户籍部门也会刁难你。”

娆娆的朋友彬彬也是一名TS。“但我与娆娆不同,我觉得自己是一个gay(即男同性恋),我在网上聊天,会有人让我穿上女装为他们服务,久而久之我发现穿女装挣钱更容易,于是也把自己的外貌整成女人。”彬彬说自己属于伪TS,这样的人在圈子里占三到四成。

娆娆与彬彬都不否认,她们对钱的重度渴望。

“一个20多岁的普通人来到北京,努力工作十年能挣到几十万。但我们通过十年的情色生意,能挣到两三百万。他们用自己的那点存款嘲笑我们,他们好意思吗?”彬彬说。

“我受够了从小被人嘲笑,凭什么我不能变成美女,而要变美,我必须挣很多很多的钱。”

如今,娆娆的衣橱里已经没有男装,若不开口说话已和普通女孩无异。她喜欢在屋子里呆着,换不同风格的女装。与从小被迫学着成为一个男人相比,娆娆说,“我现在很快乐。”

圈子 

深夜九点,北京通惠河边的一家变装酒吧。

灯光昏黄,音响里播放着爵士音乐,不少大码女士高跟鞋与虐恋工具作为装饰摆在酒吧各处,吧台上的姑娘或玩着手机,或与身边的男人窃窃私语。

“她们都是TS。”已年近50的桃姐是酒吧的店主,她告诉澎湃新闻,开酒吧的初衷是为跨性别与异装癖者提供交流场所。酒吧刚开业一年,因为客少勉强维持生计。

“这个酒吧还有一个地下室,你要不要去看看。”桃姐说,每当有客人来酒吧喝酒,她都会主动带他们去地下室里,让他们体验一些游戏。

酒吧的地下室其实是一个“调教室”,室内昏黄的灯光下,放着一张蓝色天鹅绒沙发,沙发后数十双女士高跟鞋被整齐地摆放着,旁边有色彩各异的羽毛披肩与亮片连衣裙。而在沙发对面,有小型囚笼、麻绳和吊环等工具。

桃姐告诉澎湃新闻,想要体会TS的内心世界,就必须尝试和她们一样穿上女装和高跟鞋,跟她们做游戏。“你想要采访我们,就先要试着和我们一样”。

桃姐为记者挑选了一双黑色高跟鞋和白色羽毛披肩。她说自己平时喜欢穿蕾丝和羽毛制成的衣服,“当我穿上这些以后我才感觉找到了自己,我就像奥黛丽·赫本一样美丽。”

记者从谈话中得知,这个调教室会针对有需求的客人进行收费服务。调教室租借一小时1500元,如需专人“调教”则另外收费。

桃姐说,“调教最好找熟练的人,因为有些调教方式会有生命危险。几年前我一个朋友就因为一次皮肤穿刺调教去世了。”

“我知道你不是我们圈子的人,但这是我们最正常的生活。现在,我们可以去楼上聊聊了。”

性别重建

来酒吧的TS,多数是想多认识一些客人。酒吧开业后,桃姐先后多次收留从外地赴京生活的TS。桃姐表示这些投靠她的TS多数因为受不了歧视,初中肄业就来北京打拼。

“有需求就有市场,很多的客人就是想花钱和她们发生关系,而被这些男的当成女人,也是她们的一种快乐。”

凌晨1点,卡卡从酒吧送走了最后一名客人。她脱掉了蕾丝长裙,换上了黑色的T恤和牛仔裤。有点微醉的她抱着桃姐说,“还是你好,能收留我们。”

卡卡来北京八年,她告诉澎湃新闻,自己已记不得服务过多少客人。现在她攒的钱已经够她做性别重建手术,但她怕疼。“手术要在身上缝400多针,拆线的时候会一根一根的拆”。

卡卡曾与一位异性恋相爱,也为了他离开北京。她说当他们的关系发展到与男方的父母一起生活时,对方甩了他。

“当时我发现他出轨了,我质问他,他骂我是死人妖,让我滚,我只能收拾行李,回到北京,我不怪他狠心,我只怪我自己不是女人。你知道这个圈里的人结婚成家的概率是多少吗?”

回到北京后,卡卡说她的世界观彻底变了:她发誓要住上最好的房子,用奢侈品。 “我没有爱情,没有家庭,我要比别人挣得多,这是我应得的。”

被问及是否想过手术后的生活时,卡卡有些激动。

“我们这些人有什么资本读书,读书之后的生活来源谁给,家里早已和我们绝交,不管变不变性,我们想的只能是挣钱。等我老了,我才能像桃姐一样,用上半辈子的钱换取我暮年的开心。”

采访中,卡卡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:“哪怕让我做一天的女人,让我死,我也愿意。”

一些曾做过性服务的TS也考虑过换工作,但很多以失败告终。

“她们真的融不到这个社会里去。”桃姐有时也觉得,与其让这些TS艰难地融入常人世界,还不如“隐蔽一些,快乐一些”。

“你看这些TS都很漂亮,她们的漂亮是用钱堆出来的。TS都很缺少安全感,她们不敢素颜出去,怕被人发现是男人,她们更不想穿男装,所以只能买化妆品,买衣服,做整容手术,这些花销比正常女人大好几倍。”

家庭因素,或许是跨性别群体从事性交易的因素之一。多位受访的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在老家,早已“众叛亲离”。

比如彬彬。她回家总怕被别人认出来,于是只敢在春节之后回家,回家前绑着头发不化妆,穿厚厚的衣服,担心爸妈发现她做了隆胸手术。

彬彬的妈妈知道彬彬想变成女孩,但是始终反对,甚至把她从家里赶出来。

桃姐说,她身边的朋友大多都做着见不得光的行业,“人总要生存。”

因为长期服用雌性激素,桃姐身边的不少朋友四十来岁就因病去世。“这些人连死都不怕,还会怕什么?”

国际非政府组织亚洲促进会2014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,在亚洲约有0.3%的人口为跨性别群体。

该调查同时称,由于歧视以及较低的教育水平, 使得跨性别者往往缺少工作机会。在亚洲,有相当一部分跨性别人士从事性工作。印度尼西亚跨性别人士从事性工作的比例为81%,马来西亚为84%,但报告未提及中国的相关数据。

桃姐曾想为她们写一本书,但后来放弃了,“怎么写?故事全是悲剧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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